在明代，军队常常配备一种特殊的防护装备——棉甲。棉甲中的“棉”指的是用棉花或者丝绵作为填充材料的盔甲。在古代，这类棉甲有两种主要制作方法，一种是以棉花为填料，另一种则使用丝绵。根据《国初事迹》记载，在朱元璋领导的军队中，士兵在攻城时常穿着拖地的绵裙，这些绵裙的颜色或红或青绿。由于棉花的特性优益配，它们能够有效阻止箭矢的穿透，因为棉花的虚胖特性使得箭无法穿透这些衣物。士兵们的头戴宽边红皮帽，帽上插着小旗，上面写着“猛烈”二字。这样装扮的士兵看起来既威武又具防护效果，但由于战场上地广人稀，逐渐转向使用铁甲等更坚固的装备。
明末的军事著作《涌幢小品》第十二卷中，也详细描述了棉甲的制作方法。书中提到，制作棉甲时需要使用七斤棉花，外面用布将其缝合成类似夹袄的样式，袖子宽度达到五寸，长度足以遮住膝盖。为了确保棉花在甲内不会移动，缝合时线密而精，缝制完成后需要将其泡水，使棉花与布料紧密结合，然后把甲铺在地上，用脚将其踩实，确保棉花不会膨胀或松散，最后晒干即可。这样的棉甲在雨天不容易受潮发霉，且能有效防御鸟铳的伤害。制作一件棉甲需要七斤棉花，这相当于制作一床大棉被的棉花量，可见棉甲的制作用料非常考究。
展开剩余75%除了使用新棉花外，棉甲还可以利用废旧棉絮进行制作。根据《兵录》中的记载，南方的棉甲制作中就有采用旧棉絮为内填料的方式，这不仅降低了制作成本，也使得这种装备在普通百姓中得到了广泛应用。据推测，朱元璋早期之所以使用棉甲，可能与政权建立初期的财政状况有关，等到国家稳定后，便改用了更为坚固的铁甲。
到了明朝中后期，棉甲的使用更加普及，甚至出现了棉纸甲的结合型装备。《纪效新书》提到的一种甲，外部是由绢布或其他布料做成，内部填充的是棉花和纸张。这种缉甲与传统棉甲类似，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，缝制时需确保其厚度达到一寸，才能有效抵挡铅弹的攻击。缉甲不仅轻便，而且比传统铁甲更不易生锈，防护性能也优于藤角制作的盔甲，因此特别适合南方的步兵使用，并配合藤盔一起穿戴。
另一部军事著作《石隐园藏稿》中提到，毕自严曾在天津巡抚期间安排制造军械。他指出，虽然铁甲和铁盔数量较少，但藤盔和棉甲的生产数量则较为充足，这种搭配使用方式，正是戚继光所提到的缉甲装备。
在《武备志》中，也记载了一种特殊的装备——纸臂手，这种臂套的制作工艺与棉甲类似，外表用双层布，内填棉花与茧纸，并用细线缝合。纸臂手的设计考虑到活动性优益配，因此在关节部位做了适当的薄处理，使得士兵在使用时更加灵活。根据《筹海图编》中的记载，抗倭名将傅良桥也提到过软甲，认为相比沉重的铁甲，布料制成的软甲更加灵活，虽然防御力不如铁甲，但足够应对当时的战斗需求，而且制作成本远低于铁甲。
棉甲、辑甲和软甲虽然名称不同，但其形制大体相同，皆为防火器弹丸的有效装备。历史文献中多有记载，在战斗中这些甲具的防护效果较为显著。例如，明朝的李如柏在与敌军作战时，就因佩戴了衬盔的棉甲而幸免于铳击重伤。《明神宗实录》也记载，在水战中，士兵们常使用棉甲来遮挡箭炮的攻击，而《平播日录》则提到，播州军的骑兵常穿棉甲，甚至能抵挡火箭的伤害。
即使在李自成的军队中，棉甲也成为了一种标配，尤其是骑兵所穿的“百层绵甲”，不仅能够有效抵挡箭矢，还能抵抗炮火。类似的布甲在朝鲜也得到了应用，至今大都会博物馆中仍收藏着一件朝鲜布甲。
除了防护火器，棉甲的轻便特性使其在步兵中得到了广泛应用。《明实录·熹宗实录》中记载，步兵常使用绵楮甲，楮皮纸作为内填料，这种装备比传统藤甲更加适合山地作战的步兵。《临臯文集》中的《平播条议机宜》则提到，兵员在作战时常配备棉甲和絮被，尤其在西南地区的战斗中，棉甲的轻便性尤为重要。
尽管棉甲在重量上有优势，但它的防护性能还是不如皮甲。根据《经国雄略》中的记载，棉甲的防护力较弱，且不适合潮湿环境。不过，明军常常将破旧的铁甲重新利用，拆解铁甲的外层，重新加上棉花和纸层，制造出新的棉纸甲。沈棨在《明熹宗实录》中提到，过去每年需要修理大量的布面铁甲，但由于布料磨损较严重，修理效果不理想。因此，他建议将布面拆解后重新改作棉花纸甲，这样不仅节约成本，也能保证军队的基本装备需求。
通过这些历史记录可以看出，棉甲在明代不仅是一种实际的防护装备，还代表了当时在战争中对轻便性与防护力之间平衡的深刻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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